我小时候没有受过正规的宗教训练。我的父母并不反对信仰，但他们并不觉得信仰与日常生活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五岁时，我被送到当地的圣公会教堂，在男孩唱诗班唱歌，这样我就可以学习音乐了。我学会了喜欢赞美诗，但神学在我身上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痕迹。我还能在钢琴上背诵这些赞美诗中的大部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很难记住歌词，因为它们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作为一个孩子和青少年，我偶尔会有一种奇怪的渴望，这种渴望可能被称为精神上的东西，通常是受到音乐体验的启发。但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很久以后，我才认识到这是对永恒的潜在一瞥，正如c.s.刘易斯在《惊喜》中所描述的那样。但在当时，我没有解释这种经历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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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学和物理化学研究生院后，我失去了对精神的一丝兴趣，基本上成了一名无神论者。我不愿意接受任何有意义或有后果的东西，如果它不能被科学地衡量。这当然否定了自然界之外任何事物存在的可能性。
因此，我所接受的世界观是以唯物主义为前提的。这反过来又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东西而不是什么都没有?”和“上帝存在吗?”“无关紧要。在它的排他性立场上，这种哲学观点实际上不是科学——这是“科学主义”，尽管我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但后来我的职业规划发生了转变，从关注化学和物理的基本问题转向对生命科学感兴趣，并进入了医学院。我发现对人体的研究在科学的基础上很有吸引力，当我发现自己每天都在处理生与死的问题时，就很难把那些关于生命意义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放在一边了。
我可以看到，我被分配到的许多病人正面临生命的终结，我们的医疗干预不太可能长久地挽救他们。有些人很生气，有些人很沮丧，但有些对上帝有坚定信仰的人却出奇地平静。
一天下午，一位患有晚期心脏病的老年妇女与我分享了她的基督教信仰，并以非常个人的方式解释了她对耶稣的信仰如何在她准备死亡时给了她一种安慰。我沉默着，尴尬地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就在那一刻，时间似乎静止了，她直视着我问道:“医生，你相信什么?”一阵强烈的、意想不到的不适涌上心头，我意识到我刚刚被问到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
我挣扎着给出一个答案，内心深处我知道我无话可说。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句“我真的不知道”之类的话，看到她惊讶的表情，就跑出了房间。
这种互动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折磨着我。我仍然认为，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无神论是唯一理性的选择，但为什么她的问题让我如此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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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识到，我在没有考虑是否有其他选择的证据的情况下就得出了无神论——这是科学家不应该做的。我认识一些基督徒朋友和教授。虽然我认为他们小时候一定都被洗脑了，但我仍然想知道，是否有某种解释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有科学头脑的人，在研究生化途径或心脏手术的同时，却能持有关于上帝的想法。
所以，我开始寻找书籍和人物，试图理解这个谜团。在一位住在这条路上的牧师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一本c·s·刘易斯写的小书《纯粹的基督教》。
当我翻动书页时，我惊恐地意识到我的无神论论点是可笑的肤浅。一个接一个地，他们被曾经也是无神论者的牛津大学教员刘易斯摧毁了。刘易斯每次都预料到我会反对。
他帮助我理解了无神论是如何遭受断言普遍否定的傲慢(这也是科学家不应该做的事情)。他的逻辑也帮助我认识到，无神论呈现出一种更冷酷、更贫瘠、更贫乏的人性观。刘易斯让我第一次思考善与恶的真正意义。
他描述了一些我从经验中知道的东西，但我并没有真正想太多:人类普遍的经验是被召唤成为有道德的生物，尽管我们都知道我们经常失败。对道德的纯粹自然主义解释(例如，几千年来，道德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我们成功繁殖的机会)似乎可以解释其中的一些原因，但它们无法解释我们人类认为真正高尚的牺牲行为的例子——特蕾莎修女的事工，为和平队或仁人家园志愿服务的大批人，或无数其他激进利他主义的个人行为。这是通往上帝的路标吗?
刘易斯还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开始思考那些被他称为“快乐”的经历——那些难得的时刻，通常是受到音乐或自然之美的启发，当我瞥见某种深刻的东西，一种我说不出名字的渴望，一种刺痛，某种程度上比任何世俗的幸福都更令人满足，但转瞬即逝。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这些。这是另一个路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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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开始意识到科学本身提供了指向造物主的指针。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检查数据，物理学家现在明确地告诉我们，大约138亿年前，我们的宇宙有一个最初的开始，从虚无中产生了这种难以想象的物质和能量的爆炸。这个所谓的大爆炸迫切需要回答“这是怎么发生的?”在那之前发生了什么?”但我受阻了。
人们还没有观察到自然是如何创造自己的。因此，如果真有答案，似乎就需要一种自然之外的力量——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然而，要解决宇宙起源的困境，这个创造者必须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否则，下一个问题就是“谁创造了造物主?”
我越是研究我们的宇宙是如何组成的，我就越惊讶于存在智慧造物主的证据。作为一名科学家，我研究并钦佩支配物质和能量的优雅物理定律。这些都是对科学真理的简单，甚至是美丽的数学表述。但是为什么宇宙会有这样的属性呢?
随着我对这些定律的进一步探索，我学到了更惊人的东西——宇宙被精确地调整，允许在大爆炸之后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跟我来一下。支配物质和能量的数学定律都包含一些常数，这些常数的实际值不能由理论推导出来;你只需要测量它们。他们就是他们。
以重力为例。万有引力是一种非常具体的、可测量的、普遍存在的力。(不用担心确切的数字，但这里只是为了告诉你它有多具体:6.674 × 10−11 N·m2/kg2。)在大爆炸之后，引力使得物质能够融合成恒星、星系、行星，并最终形成我们。
但如果引力常数的值稍有不同会发生什么呢?这里有一个令人震惊的答案:如果它只是1014的1分之一(即1加14个零)更强或更弱，就不会有恒星、星系、行星——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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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引力有这种刀锋般的微调，以允许一个有趣的宇宙。所有其他决定物质和能量物理性质的主要常数——光速、强核力和弱核力、电子的质量，以及其他一些常数——都有它们所需要的值，使我们(或任何其他复杂的生命形式)得以存在。
这不可能只是运气好。甚至无神论者斯蒂芬·霍金也承认，“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些数字的值似乎经过了非常精细的调整，使生命的发展成为可能。”要么这些参数是造物主设定的，要么我们被迫考虑可能存在无数个具有不同这些常数值的替代宇宙。
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一个(或者是少数几个?)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地方。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几乎不可能观测到其他假想宇宙的存在。此外，它们的假设但未经证实的存在并不能解决这些宇宙是如何开始的以及为什么有东西而不是什么都没有的问题。考虑到这些选择，我不得不得出结论，造物主假说比无神论假说更有说服力。
最终，我似乎实现了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的不确定性原理的作者、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预言:“从自然科学的杯子里喝下第一口，你会变成一个无神论者，但在杯子的底部，上帝正在等着你。”我已经喝到杯底了。
弗朗西斯·柯林斯是一位内科科学家。他创立了BioLogos基金会，领导了人类基因组计划，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并领导了一项在美国消除丙型肝炎的倡议。他的最新著作是《智慧之路:论真理、科学、信仰和信任》。
摘自弗朗西斯·s·柯林斯的《智慧之路》一书。版权所有©2024。美国纽约阿歇特图书集团旗下的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公司有售。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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